国内首家采用投资人付费营运模式的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10月20日发布了它的评级业务体系，意味着其在投资人付费模式下的评级报告即将面世。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霍颖励20日表示，金融危机给予评级业的教训，是要理顺信用评级有关体制机制和利益关系，积极探索投资人付费模式，提高评级透明度。不过，部分业内人士质疑这种新的收费模式也会产生新的利益冲突。

      切断与发行人的利益关联
      在国内，级别竞争使得评级行业陷入恶性循环，评级的信用风险揭示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评级流于形式，成为满足债券公开发行监管要求的需要，同时也扰乱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
      在这一背景下，中债资信由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代表全体会员出资设立，成为首家以“投资人付费”为营运模式、以再评级和双评级为主要业务模式的评级公司。“这种股权安排，有利于公司保持中立性，这种模式也不对国内其他评级机构的现有业务形成冲击，有利于促进评级行业良性竞争。”中债资信公司总裁蔡国喜表示。
近年来，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发展较快，目前数量共有85家，绝大部分从事信贷评级。在债券市场上，得到发行人和投资人认可的评级机构不到10家，中诚信国际、联合资信、大公、上海新世纪等评级公司的市场份额比较大。
      监管机构的一份报告认为，目前普遍采用的向发行人收费的模式使得评级机构和发行人之间产生了较强的利益联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严重地影响了信用评级行业的公信力。
      事实上，5年来中国信用评级行业的1222次等级迁移中共发生了339次等级变动，其中上调次数为327次，尤其是在2008年到2009年宏观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发债主体级别却呈现持续、集中上移的态势。
      为了避免这些利益冲突，由市场自律组织代表市场会员发起设立的带有一定公益性质的评级机构，以投资人付费的模式向所有投资人提供评级服务的方式或许可行。目前，欧盟及部分国家也开始酝酿在央行主导下设立评级机构来提供公共的评级服务。

      新的利益冲突？
      其实投资人付费模式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收费模式，而是国际评级行业发展初期的主流收费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前评级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便是向投资人售卖评级报告，此后受评对象付费才逐步成为评级机构收费模式的主流。
      但穆迪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叶敏则认为并不排除投资人付费模式也会产生新的利益冲突，只是相比较而言，发行人付费模式的利益冲突更加明显。“现在其实各种收费模式，都会有利益冲突，投资者在买这个债券之前，希望你把这个评级评得越低越好，这样的话他可以多收利息，同样风险上，假如级别更低的话，利差更高。当投资者买了债券以后，他就不希望评级低，反而希望评级高，因为降级对他的利益有损失，这里也有利益冲突。”叶敏称。
      上海新世纪资信总裁朱荣恩也认为解决目前中国评级行业存在的问题最关键点不是收费模式的改变，而是应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摒弃现存的级别定价机制。
      联合资信一位高管则指出这一模式还存在一个代表发行人利益的承销商和评级机构的利益关系问题，“在国内债券市场，尤其是央行监管、交易商协会备案的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市场中，大多数投资者是国内的银行，他们同时也是这个市场的承销商。”
      某大行金融市场部负责人也认为：“在二级市场中，看似作为投资者的银行对于中债资信而言，是客户；事实上在一级市场中，作为承销商的银行代表的是发行人利益。因此同时作为承销商和投资者的银行与这个由交易商协会代表成员出资的评级公司关系很微妙。”“中债资信的运营，不管是股权安排、付费模式还是业务模式，都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自身独立性为目标，代表的是包括投资人、承销商、发行人在内的市场各方的利益，并以服务市场发展和建立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为目标，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对传统散售卖评级报告的投资人付费模式进行了创新性探索，通过新的业务开展模式切断可能存在的投资人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关联。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投资人肯定无法通过影响公司收入的方式对我们开展的任何特定项目的评级产生影响，否则中债资信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相反，我们和其他评级机构一样可能会面临来自发行人方面的压力，但我们在利益上不会受到其牵制。”蔡国喜说。
      事实上，中债资信也已经开展向各银行收费和提供报告的服务了。除了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之外，投资人付费模式的局限性还有它的“外部性”，也就是“搭便车现象”，以及投资人付费模式下受评对象对评级机构的配合将更有保留，这也是它在西方评级业发展史上曾被摒弃过的主要的两个原因。